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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理念生活化,创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课堂教学是师生以及生生双边互动的过程,在生活化的课堂教学构建过程中,教师要把生活化教学落到实处首先要在教学理念上有所转变,做到教学理念的生活化,是成功进行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教师在教学中要对自己正确定位,要认识到自己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之上,从而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理念,能够放下身段多和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能够静下心来倾听学生的心声,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从而让学生能够敞开心扉向教师进行倾诉,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学习过程当中。只有在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之下,才能够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在师生互重互信的基础之上,生活化政治课堂教学工作才能够得以顺利开展。
2、教学内容生活化,让学生融入到生活情境
政治是一门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课程,在进行政治教学时,教师要充分挖掘政治教材中和生活紧密联系的因素,并且充分了解学生,对学生的生活阅历等情况了如指掌。只有做到教材和学生的充分研究,才能够把二者有机结合,为学生创设出有利于他们参与的生活化教学情境。
在传统的政治课堂上,教师可以发现,单一教学模式下“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不能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对课堂教学造成影响,降低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把政治教学和学生的生活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学习《股票、债券和保险》的教学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保险的知识,教师可以把本部分的学习和学生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每位学生在入学时都入有保险,大部分学生的家长还给他们入了各种各样的保险。在班级上,有些学生还从保险中受过益,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教学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拿出保单了解保单的相关内容,还可以让从保险中受益的学生谈谈自己的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认识和感受。通过生活化教学情境的创设,使得教学内容生活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他们都对教学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投入其中,课堂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3、教学方法生活化,让学生回归生活
方法的选择对课堂教学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教学时,教师只有选好方法才能够为课堂教学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生活化课堂的构建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走进生活,回归生活,让学生自己在生活中进行知识的探究。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的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和课堂,融入到社会中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等,从正在发生的生活实例中去感受政治知识,学会运用政治知识。
政治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对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一名高中的政治教师,一定要在政治教学之路上做好创新,通过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创新,激活政治课堂,在提高政治教学效率的同时,发挥政治学科在学生发展中的优势。
先秦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但实际上,世之显学,不过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他各家之言,要么在后世被融入这四家当中,要么思维体系不够精深,难以成家立说,以传万代。
提出问题是一切学习及求知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保证。在政治课堂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师就应从政治教育课堂上让学生积极主动大胆的提问题开始,让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对其产生疑惑并提出问题,从而积极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这一简单过程的反复和连续,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就奠定了基础,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较大的帮助。例如:在政治课堂上,教师在讲“学会拒绝”一节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于应该拒绝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举出实例,让学生自主的思考事情发生的相联度,引导学生的自主思考,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综上所述,无论是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初中学生知识及内容的教授,还是对初中学生自身素质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对于初中学生来说,都是必须加强和不容忽视的。在政治课堂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积极地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适时地与学生一起讨论和交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和建议,让学生学会积极主动自主的思考和讨论。相信在以后政治教育教学课堂的不断完善和整合下,课堂氛围及教育教学环境会有所变化,相应的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思考能力也会进一步的培养和晋升,从而实现和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
在新课改下进行课堂教学,教师必须发挥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充分参与课堂教学。因此,在新时期进行课堂教学,教师就要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进行转变。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成为了必然选择。
所谓的“生活化的政治课堂”就是把政治理论教学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让政治理论学习回归到学生的生活当中,让学生在生活中去体验和感知政治知识、获取政治知识。当然,教师所创设的生活化情境要和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学生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情境,更能够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人类要生存、要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社会生活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影响。课堂是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因此,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的社会生活和课堂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学习知识,运用知识,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懂得如何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
以上方案的实施,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使政治小论文写作这项政治课教学活动,得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笔者通过多年的政治小论文写作教学实践形成了如下反思。
2、要精心指导。这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培养写作能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
3、要体现自我探究性。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学生自主的探索性活动,应充分考虑其“活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综合能力为特征,以教会学生创造性学习为基本要素,关注学生的活动过程和参与程度,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培养学生的积极态度以及独立思考、收集和处理信息材料、写作的能力等。
思想政治小论文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探讨人们关心的“热点”,热情讴歌改革,大胆抨击时弊,坦诚发表见解,是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好形式。既能考查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
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理论也是课本上的泛泛之谈,没有真实存在的实感。这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在政治教育教学的应用课堂上,就课本上的知识和内容不能只是简单地陈述和解答,更需要的是将课本知识适时地找到与政治生活中的切合点,应用于政治生活中,以此来形成影响。利用这种在课堂上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方法,让学生在政治课堂上能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激发学生自己探讨和研究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做自尊自信的人”一节时,“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这样的语句对于初中学生来说显得很古板,因此教师就应将其应用于实践,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出相互尊重的现象,以此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学习进步。
论自律与自由的关系
我们知道,自律就是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有的人却据此认为,讲自律,就是约束了自己。,也就限制了自由;讲自由,就不应该有自律,它们二者是相互排斥的。他们不懂得自律和自由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由离不开自律,自律保障着人的行动自由。
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自由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没有任何限制、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我们都放过风筝,美丽的风筝随风起舞,似乎在空中能够自由的飞翔。那么,风筝真的能够自由飞翔吗?假如我们松开或切断手中紧紧拉着的线,风筝还能飞翔吗?
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也都由一根线索来约束着,这根线就是纪律。纪律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够有效地保障人们正常地活动和生活的约束力量和条件。
自律是获得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你的自由如果不以自律来约束,肯定会妨碍和侵犯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反过来也一样,你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受到别人的妨碍和侵犯。
比如,对学生吸烟,有不少同学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是个人的自由,与他人无关。确实,是否吸烟是你的自由,但作为中学生,却违反了《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纪律,妨碍了别人享受清鲜空气的自由。诚然,吸烟是个小问题,但许多青少年当初就是在类似的小问题上放纵稳步自己,目无原则,最终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抱恨终生的。
俗话说的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一定的力量维护共同的生活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人们就无法有条不紊地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自觉地遵守了纪律,也就做到了自律。那么对于纪律的约束力,我们就是否会感到不方便呢?就像游泳好手在水里感到自由自在一样,不会感到水对自己的约束和限制,一个养成了自律习惯的人,不会感到纪律是对自己的一种束缚。他对纪律就会自觉自愿、乐意去遵守;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则不能容忍。这也叫“习惯成自然”。
综上所述,自律和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自觉遵守纪律,增强自己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养成自律习惯。
法家的历史观与儒、道的“尚古”不同,法家强调“世异则事异”,主张“事异则备变”即社会历史状态不同,则社会治理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不能循古守旧。值得一提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和人口增长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
法家对于人性的分析,近于墨家。法家认为人性无好恶之分,只是好利。在韩非看来,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时,就不能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通过引导,使臣民对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用赏罚来规定获利的秩序和方向。君主要控制利的获得,既要满足臣民对利的追求,又要使臣民私利的获得与君主分不开,私利的获得由君主控制,臣民就必须为君主效劳,从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力。韩非的君主中心论和非道德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很多的初中政治教师也是对此相当的模糊,他们自己也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课中的思想政治,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精髓。有些初中政治教师往往只习惯于同一样的教学方法、教学计划、教学要求、教学大纲、教学模式,没有根据现实而考虑到现有的发展需要,而是一味陈旧的模式,学生已经感到枯燥,从而没有学习政治的兴趣热情。自然而然,在教学中教师不能正确准确有效的去教授学生政治知识。新课标下初中政治教学存在以下两个弊端:
1、传统教学方法影响教学。
初中的政治课教学,过于片面的重视政治概念和理论,单方面的传授知识,只注重初中生对知识的记忆,而不是去重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只重视灌输马克思的主义理论和书面的一些知识教学,而不是重视学生价值观和学习态度的培养。这个现象严重的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政治教学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不仅仅影响学生对于政治学习的思维扩展,也影响他们其它学习中的思维,若在整个学习中思维得不到发展,对以后人生的思考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2、中学教育对政治教育的重视不够。
政治课在初中阶段中往往没有英语、数学和语文重要,因为中考英语、语文、数学是占绝大重要部分的。很多的初中学校没有根据现实来确定素质的教育目标,只重视中学的标准和培养目标,只重视升学率,将此当做教学的唯一标准。
教育教学的发展和完善脚步一直向前不曾迟疑,学校课堂的教育教学质量及效率也在不断提高,就政治教育教学的课堂上,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就尤为重视。在政治的课堂教学上,教师应积极地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及思考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大胆的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发表出来。这种激发学生潜在思维、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教学措施的真正实施和落实,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上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高,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质量。
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的功能
【内容提要】工具理性的效率优先逻辑、工具理性思维、非人格性特征、形式合理性品格等内在特质使之对权力运行法制化、政治权威合法化、政治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政治秩序合理化、行政管理现代化等具有促进功能;在工具理性尚未得以充分发展的中国,应弘扬和发展工具理性,并以重视宪法程序、发展程序民主、培育规则意识、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完善理性官僚制等为重点发挥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
【关键词】工具理性;政治功能;政治学
自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以来,有关工具理性及其功能评价的论著就层出不穷。然而考察对于工具理性的相关研究情况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工具理性的研究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在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视域中进行研究,而专门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工具理性的论著比较少见;其二,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工具理性的狂妄、僭越及其负面作用的揭露和批判,对工具理性基本上持一种否定或拒斥态度。笔者认为,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工具理性进行研究很有价值,对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进行审视也很有必要。但是,工具理性本身有它的正面价值,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工具理性对权力运行法制化、政治权威合法化、政治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政治秩序合理化、行政管理现代化等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做一分析。
一、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对于工具理性,学术界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然而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工具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概念——“理性”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古希腊传统理性观念同近代启蒙理性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是人类理性的特殊形式。所以笔者认为,把握工具理性的关键,不是给工具理性下一个普遍性的定义,而是把工具理性放在它得以生成的时空环境中,从它与理性和技术关联状态中分析其内在含义。
工具理性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主张“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能力高于和优于人的欲望、情感等非理性能力,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旨趣。古希腊哲学埋下的理性主义种子,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到西欧启蒙运动时期才枝繁叶茂,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导性的价值规范,此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对于启蒙运动,康德曾作出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所以,启蒙运动倡导人们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破除迷信,免于盲从,摆脱外在权威,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也就是说,启蒙时代的理性除了具有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与主观欲望、自发情感、盲目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相对立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之外,更多的是与蒙昧主义相对立的祛魅的承载者和人的理智力量的确证者。
因此,启蒙理性“是指与敬畏神灵、崇拜权威相对立,与自发情感、主观想像相背离的人的独立思考、逻辑判断和明智选择的一种能力。”③然而,启蒙理性最终开花结果,彻底摆脱蒙昧主义的纠缠,是借助于理性在认识和征服客观对象方面的元可匹敌的技术优势才达到的。④技术作为人类改造客体世界的可操作性的手段、程序和方法,与理性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技术是理性的载体,同时也是理性最完美的体现方式。理性思维的逻辑分析、预测功能以及权衡利弊的理智选择能力,与信奉效率至上的技术的联姻,最终融合为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技术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在具体境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⑤以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重复性和可置换性为基本要求的技术逻辑,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工具理性思维,以普遍性、非人格性为特征的形式合理性品格,以技术进步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主旨,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由上可见,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历史嬗变的结果,工具理性是在与理性、技术相关联而又与非理性、价值理性相对立的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在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与理性相传承而与非理性相对立。在此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理性,即人类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的形式分析和考察政治生活,认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指导政治实践、影响政治运行、预测政治发展趋势的能力和活动,具有普遍性、精确性、严密型、逻辑性的特点。它与以本能欲望、情感冲动、直觉顿悟、神秘体认、风俗习惯等非逻辑形式来把握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活动的非理性政治有本质区别。第二,与工具理性相统一而与价值理性相对立。在此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是一种追求并实现政治运作和政治活动的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的能力和活动。它不关心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的确立及其实质合理性、价值正当性评判,由此来讲,工具理性本质上属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是与崇尚理想和终极目的的价值理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在政治生活中,工具理性表现为用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来理解、实践和支配政治生活。它极力排斥乌托邦理想驱使下的政治狂热、意志欲望支配下的人治政治、缺乏规范与制约的政治运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工具理性实践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法治,它力求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严密设计和科学配置,使政治活动在规范性和程序性的制度结构中进行。因此,工具理性关注政治运作的工具和能力系统,致力于为政治系统提供一套有一定操作程序的技术、工具、规则和制度,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选择最佳方法和最优途径。
由此我们认为,工具理性是人类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的形式认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用规范性、程序性、制度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的规则体系、技术手段、途径方法来框定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目的的能力和活动。
二、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
(一)工具理性促使权力运行法制化
权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权力运行法制化是指使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对权力行使的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等空间和时间要素进行理性化配置,为权力设定规矩,为权力运行铺设轨道。权力运行法制化的主旨是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其基石是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形式合理性的法。相反,权力非法制化运行则表现为权力游离于法律之外或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受到偶然的、不可计算因素的操纵,如受到主观意志的支配、伦理道德束缚、政治因素摆布等,使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运行结果不可预期、不可控制。所以,权力运行法制化的最大障碍是权力的人格化特征,权力被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不可计量、不可抽象的因素所包裹,无法按照明晰的普适性的法律规则予以通约、测度和规制。
而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工具理性,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基于分解化约、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逻辑思路基础上的“祛魅”。⑥工具理性的“祛魅”,首先表现为对权力本质的还原。在工具理性看来,权力只不过是达到一定目标的技术性手段,没有任何神圣性、崇高性、神秘性可言,它与一切人造物一样,是可以被设计和安排、分解和组合、控制和预测的,完全可以按照其职能把权力及其运作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解为不同的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权力的合理配置和重新组合,使之成为达到某种既定目标的最佳手段。这样,权力即被还原为可通约、可置换、可计量的职能角色,摆脱了因人而异的人格化特征,剔除了附加给特定权力的道德善恶、政治理想追求等无法计量的成分,舍弃了具体权力运行结果的主观性价值评价等不可测量性因素,权力成了可以配置、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政治系统机器上一个个部件
。其次,工具理性的“祛魅”表现为,它营构了一种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意味的形式合理性的法。分解化约、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技术逻辑偏好纯形式的抽象性和齐一性,它将与任何特定的具体目的、自主人格、时空环境脱钩,成为“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的命令”,⑦成为逻辑清晰、首尾一贯、普遍有效的抽象规则,能够平等地和没有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权力主体。这样的法律体系使权力运行变得像机械化工艺流程那样标准化和程式化,权力主体类似于一台自动执法机器,权力运行是法律机器在规程化操作下的正常运转,而权力运行结果只不过是权力按照机械流程的合理输出,与权力主体的道德与价值追求无关。在这样的法律规范下,权力以及权力运行获得了“价值无涉”、“超道德”的特征,权力的善恶价值问题以及权力主体的主观道德偏好让位给了一种形式化的、无人格的法律典则,权力运行变得可以计算、可以预测、可以控制了,从而避免了权力以道德或政治理想的名义而任性随意、反复无常、恣意妄为。
工具理性对权力“祛魅”过程实际上是权力运行法制化的实现过程,而它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为规范权力正当运行而设计、创制的宪法。宪法作为严格形式合理性的现代法律规范,有一套划分、配置、调节权力及其运行的宪法程序,不仅为权力划分出客观、具体、清晰的边界和范围,减少了权力之间的碰撞抵牾,而且形成了权力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关系,提供了权力规范运行的轨道,提高了整体权力运行效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萨托利把宪法称为“用以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⑧爱德华•索乌坦把宪法看成是“一系列限制政府专横地侵犯个人的能力的程序”。⑨
(二)工具理性促使政治权威合法化
政治权威合法化功能的作用是为了取得或巩固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即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价值的认同。由于对一种政治系统价值的认同与否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存续与社会的稳定,因而,政治合法性问题历来是政治领域的首要的或基础性的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因而反映到政治层面上,人们的价值理想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固定或集中,一般来讲,人们或者从宗教中、或者从自然法中抽象出普遍性的价值原则来统一思想、整合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复杂、流动的社会,人类的利益、认知、理想、目的日益多样化,任何一种价值都很难成为全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普遍的价值,因而一个政治系统也就不再拥有一种能为全社会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政治系统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价值;另一方面,合法性作为一种价值认同性评价,又需要一个统一的、能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什么东西能担当起政治系统的普遍性的价值呢?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程序和程序正义。
程序是行为主体为达到特定目的所遵循的方式、顺序、步骤和约束性规则。程序本身是中立的,一旦进入程序就必然导出结果,只要程序正当结果就必然正当。程序这一中立性的技术手段,直接契合的正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解决的正是价值多元情况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持有不同意见与价值观念的独立主体,经过同一个程序过程,达成了某种共识或导出某种大家均可接受的结果。而程序正义所依赖的正是工具理性层面上形式合理性,它所舍弃的或者说尽量回避的正是价值理性层面上的实质合理性。因此我们看到,价值共识的达成,不是依赖某种超验的绝对的价值原则,也不是依赖某种完美的理想的终极目标,而是依赖于人们都同意、接受的在最终结论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套公正、透明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合理性正是工具理性的外化。因为工具理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讲究统一明晰、严谨确定、高度抽象的数学化的思维模式。数学化思维的显著特征是“可以完全摆脱特殊事例,甚至可以摆脱任何一类特殊的实有”,⑩撇开实在的具体内容而只关注其纯形式的抽象性、符号化、标准化属性。对它来说,任何事物都可在形式上还原化约、推演抽象成为纯形式的、客观的、中立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合理性规则,不因时间、地点、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讲求普适性、规范性的工具理性思维,构成了程序本身合理性的内在根据,使程序正义成为“可操作、可衡量、可统一的正义标准。”(11)由此,政治合法性问题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即由对政治系统价值内容的认可转换为对政治价值形成的普遍形式的认可问题,由“结果正义”转化为“过程正义”问题,由“实质正义”转换为“程序正义”问题。在缺乏统一标准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程序的正当性保证了政治的合法性。
(三)工具理性促使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
政治学关注制度问题由来已久。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奥尔森等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制度研究都是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政治制度是规范人类政治生活的规则体系。(12)政治生活制度化即政治生活趋向规范状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取决于政治生活中规则体系的形成。也就是说,政治制度通过用规则来确定界限而具有了明显的规范功能。因此,规则是政治制度的内容,规则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就是制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也是政治生活实现规范化的过程。所以,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与规则的性质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共同体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政治制度主要建立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用于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规则主要是习俗、禁忌、惯例、神秘或神圣的启示、领袖的人格、威望和意志、不成文的“潜规则”或一次性的命令、指示等。由于非正式规则缺乏理性的逻辑规约与合理的技术设计,因而是散在的、无联系的、个别的、偶然的,具有神秘性、突现性、随意性、特殊性等非理性特征。由于缺乏一套形式上合理、逻辑上一致的普遍的规则体系,相应的,也就缺乏强有力的规范效能,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低下。然而,在社会结构、社会成分复杂多样的情况下,政治共同体的运行和维持主要依靠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相应的权威机构设计和确立的,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明确的政治行为规范,包括结构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13)正式规则的创设是人类工具理性的典型体现,具有摆脱主观情感、意志等人格因素干扰、走向常规化的形式合理性内容:第一,普遍性。正式规则是一种普遍的允许或禁止政治行为主体如何行为的一般性的准则与程序,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须遵守,可反复多次适用。第二,确定性。
正式规则为政治行为主体提供的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信息是肯定、明确而无歧义的。第三,稳定性。规则一旦颁布,就具有了对于规则的制定者和颁布者来说的相对独立性,不能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第四,公开性。规则是公开和透明的。第五,可操作性。规则通过一定的程序能够确切地加以执行、适用和遵守。第六,逻辑性。即规则之间具有逻辑一致性、协调性、和谐性,不存在自相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现象。第七,系统性。即规则之间是层次分明、逻辑合理、前后照应、严谨一致的有机组合。规则与规则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功能最佳的规则体系。建立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规则体系,实质上就是以法律、法规、契约、公约等形式规定下来的准则与程序,这些准则与程序就构成了规范政治行为的政治制度,如西方新制度主义者彼得•霍尔所描述的那样: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服从的程序、连接不同政治体和经济中人的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等。这样的制度克服了神秘性、随意性、偶然性等非理性缺陷,而获得了确定性、普遍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征,实现了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而对政治生活最具有规范意义的规则当属宪法。如果说政治制度是一个由众多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那么宪法就是生成这一规则体系的元规则。以宪法为规则的政治制度分配了政治领域的权力资源,规定了决策的程序和规则,明确了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和强制机构来执行这些规则,使政治主体受到这些规则和规范的调节和约束,从而使主体行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得以降低,秩序得以产生和维持。
(四)工具理性促使政治秩序合理化
自从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先提出“意识形态”一词并得到拿破仑的赏识之后,意识形态就逐步承担起使政治秩序合理化的功能。因此,“意识形态就是使特定的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14)尽管这种理论体系没有一个超验的信仰对象,但是,它却能以其强烈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得到人们的认同、信仰和服从,因此,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俗宗教”。(15)在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座架”,技术化生存已成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当代社会,这种世俗宗教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工具理性。
人的技术化生存状态,一方面是工具理性普遍化、社会化的结果,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日益意识形态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工具理性实现其控制的主要途径就是确立“技术统治论”,使人们崇尚技术进步,并以技术进步作为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和模型。在人的技术化生存时代,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第一,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制造出大量的消费品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解决了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问题;技术系统的合理化和自动化,使劳动时间、体力劳动者人数减少的同时,却使得效率和利润大为增长。技术通过生产效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消除了以往人们在自由、平等的名义下所提出的不满和抗议的理由;第二,技术广泛应用于管理中,技术的中立性“工具”特征,把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转化成了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人的政治统治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被统治、被管理的对象,相反与“机器”、“工具”相比,自己反倒成了独立的“主体”。
因此,当代技术社会成了没有对立面和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社会,它利用技术的进步征服了对立的、离心的社会力量。技术成了一种控制的新形式,技术进步成为现代社会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技术统治论的确立,使工具理性获得了“世俗宗教”般的权威,也使其成为维护政治秩序合理性的思想依据,现代国家总是把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先需要通过舆论与公众讨论的问题交由科层组织中的技术专家使用技术程序来解决。这样,社会的政治控制变为工具理性的内在控制,工具理性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维持着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工具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16)
工具理性控制形式与依靠军队、警察、法庭、xxx等国家机器强制统治形式相比,具有更加神奇的效果。因为工具理性的统治具有隐蔽性和潜移默化性,就像笼罩在人们周身的大气一样随处存在,使人身陷其中而不自知。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和广泛运用,工具理性会无孔不入,影响并支配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成为人的生活信条和政治统治的合法逻辑。
(五)工具理性促使行政管理现代化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17)“政治与行政相互交织不可分割”。(18)因此,行政管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将为整个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和支持。
行政管理现代化是由传统行政管理向现代行政管理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最终目标是行政管理的高效化。(19)韦伯认为,行政管理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工具一功效逻辑向社会政治生活拓殖、扩展的过程,其典型的组织运行模式就是官僚制运作方式。由于官僚制“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造起来的”,(20)并完全按照技术的要求和规范来设置和运作,因此,现代官僚制行政管理与传统行政管理有原则性的区别。第一,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特征的规范有序管理是现代官僚制的明显特征。传统行政管理机构倡导个人效忠,实行独断的人治,恣意专断、职责不明、任人唯亲。而官僚制在组织安排上剔除了传统行政模式基于价值信仰、传统习惯、人格魅力、感情好恶、私人关系等“从根本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性的感觉因素”,(21)根据科学化的技术指标实行职能分工,形成专职化、层级化的组织形式。现代官僚制不是把权力授予人而是授予非人格的“职位”,不是对人提出要求,而是对职位提出要求,并由正式颁布的宪法和法律来界定各种职位的权限范围;行政主体按照统一的法律和规则标准来处理公务,公事公办,“拒绝‘特权’和原则上拒绝‘按具体个案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22)克服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特权主义,以及“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
(23)于是,行政系统根据职位的非人格指令而进行理性化、程式化运作,职能角色抑制了个人的情感用事、主观随意和经验管理;个人专断和神秘操作被照章办事、政务公开、民主监督所取代;主观偏好、领袖权威和个人特权被形式化的、无人格的普遍性的法律所取代。行政管理由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人治走向法治。第二,行政管理高效化是现代官僚制的首要追求和根本特征。官僚制在组织安排上的科学、规范、有序,使得行政系统的运作上下协调、前后一贯,减少了摩擦,降低了内耗,可以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化的收益,以最少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等,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行政与非官僚的行政相比,如同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比较。在官僚组织里,档案的准确、快速、一致和可取性,保密的持续和可能性,合作的协同和严格性,以及人力、物力的最小代价等等,无不通过经严格官僚化、尤其是单一组织的行政机构来达到。”(24)因此,“科层制组织是迄今为止人类设计出来的技术上最可行、经济上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25)现代化组织形式的发展即是官僚制行政组织的不断扩展。
三、中国语境下工具理性政治功能的发挥及路径选择
工具理性是西方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产物,而我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缺乏工具理性的文化因子,甚至与工具理性精神完全背离。以理性主义为支柱的西方文化“尚知”、“为学”,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充分显示出了理性、科学、知识的强权之路。这种戡天役物的文化性格成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并由此孕育出以手段的可操作性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为特征,追求结果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最大功效性的工具理性。而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以征服和驾驭自然为特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鄙视,不仅把西方的科技发明蔑称为“奇技淫巧”,而且认为它与“人道”是相对立的,即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26)中国文化中虽然也重视“知”与“学”,但我国语境下的“知”、“学”并非像西方那样,是对外在自然的认知和改造,而只是完善道德人格的手段或步骤。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27)陆九渊也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28)因此,“知”与“学”的旨趣在于内求“成人”,而不在于外求“成事”。所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说,中国人文精神的实质内涵乃是对人格理想的终极目的性价值追求,而不是对某种人事之工具价值的追求。(29)因此,以“尚德”、“为道”为主旨的中国文化崇尚价值理性,这种文化取向使得我国缺乏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知识论框架,缺乏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技术逻辑。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孕育产生工具理性的适宜土壤,也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相应地也就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生活。如果说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和膨胀而需要遏制的话,那么我国政治发展却恰恰相反,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不是工具理性化过度猖獗或泛滥,而是工具理性发展的严重不足。如果说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溢化的一种反叛,那么,在工具理性没有得以充分生长的我国,过分热衷并追随西方对工具理性及其普适性、确定性、明晰性、程序性、标准化、规范化的“解构”与“消解”,就好像让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人减肥瘦身一样,(30)不但幼稚可笑,而且极为危险,它有可能导致中国政治发展的停滞或走向歧途。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大力弘扬和发展工具理性,探索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的可能性路径。
(一)发挥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必须重视宪法程序
工具理性具有促进国家权力法制化的功能,而权力运行法制化的本质表现就是宪法程序的规范,即通过宪法的程序性规定来规范国家权力的正当运行。注重宪法程序对权力运行的根本性规范意义,是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的必然选择。
宪法程序是指宪法中对国家权力配置、产生、运行过程及权力制约的公正程序的规定。从程序意义上理解宪法,宪法不仅仅是一套体现政治理想和目标的价值观念和实体性规范,更是一套控制政治权力、规范政治行为的技术手段、工具方法、程序规则。不可否认,宪法中所蕴含的人权、自由和法治等价值主题承载着人们厚重的政治期待,构成人们政治追求的理想目标,并因此对于权力运行起着导向和牵引作用。然而一部宪法如果缺乏程序上的规定,那么宪法的这种价值追求只能是一纸空文。只有依赖一系列合理、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宪法程序,才能使体现着民主、平等、自由、尊严等宪法精神的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现实。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忽视了宪法程序的建设和发展。注重宪法的实质和目标,轻视宪法的形式和手段,是我们的宪法观念的特点。(31)关于公民权利义务、国体政体等实体部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已经进行了明确表述并渐趋完善,仅从条文看可以说是比一些西方国家的规定都更加完备、更加先进;但我国宪法程序的规定却相对滞后,关于国家权力的组成和配置、权力产生方式、权力行使的过程、步骤、范围、时限等、国家权力的立法分支、行政分支与司法分支的权力制衡关系等程序性规定却残缺不全。(32)宪法程序性条款的阙如,使实体规范形同虚设。因此,在现阶段,需要发挥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优先发展、完善宪法程序,包括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设计国家各机关行为以及各机关权力关系的法律程序,如立法机关的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司法机关的程序等,以及立法机关的选举程序、立法程序、质询程序、罢免程序、xxx程序、议事程序、监督程序等;完善宪法自身的程序,如合宪性监督程序,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等,使实体规范得以实现。
(二)发挥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必须同时发展程序民主
工具理性促使政治权威合法化的中心环节是工具理性外化为程序正义,以程序正当性保证了结果的合法性。因此,优先发展程序民主,是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的内在要求。
程序正义泛指一切处事程序,而政治学领域中的程序正义即为程序民主。(33)程序民主是与实体民主相对应的概念,实体民主是指对民主性质、目标、价值观念等的总体规定,程序民主则指实现实体民主的方式、方法、途径及其有关的制度性规定。实体民主关注的是民主的价值理性目标,而程序民主是实现实体民主的程序上的工具理性手段和方法。实体民主追求的是民主本质上的合理性,程序民主追求的是程序上的形式合理性。仅关注程序民主,可能会丧失民主政治的性质和目标,仅关注实质民主,民主政治则因为缺乏必要的实践途径而成为空中楼阁。当今世界,在人民主权等实质民主内容已作为普世价值被宪法确定的情况下,程序民主就成为实现政治民主的关键。多元主体的民主权利只有通过程序的合理设计转换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常规性运行机制,才是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正如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所说:“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程序是能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34)因此,民主程序构成了交往中(或冲突着的)的主体进行交涉、商谈、博弈、协调、选择的原则、条件、方式和过程。(35)程序塑造了结果,也增加了结果的可接受性或合法性。
历史上我国对民主的追求主要停留于民主的本质、原则、精神等价值理性层面,而民主所依赖的民主规则、民主程序等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实现民主的具体操作方式、途径、方法等技术性问题更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正是由于缺乏严密的民主程序,我们所执著追求的民主才变成毫无规范的“大民主”并最终发展为“”时期的“大动乱”,使得民主精神受到严重扭曲。历史教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程序民主的重要性,党的xxx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民主建设的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因此,发展程序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首先,要确立程序优先原则。改变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形式合理性优先的原则,宁可牺牲实体合理也要追求程序合法。其次,要推进程序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程序民主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各权力机构活动和政治机构如政党、群众团体及公民个人参与政治的程序制度,建立民主政治的程序维护制度如司法审查制度及其相应的机构等。同时,要为制度运行提供良好的机制,如建立立法和公务公开机制、民主参与机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干部竞争上岗机制、公务员考核录用机制等,以保证制度有效运行。第三,要着力推进党内民主程序化。党的各级组织在党的生活中或者在处理党内事务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程序,如党内选举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票决制”、党务公开制度以及干部选拔、培养、任用、监督程序、领导干部工作程序、违纪处罚程序等。
(三)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必须培育规则意识
工具理性促使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是规则,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既取决于规则的制定,更取决于规则的遵守。因此,培育和强化规则意识是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促进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的理性呼唤。
规则意识是人们对规则的认知、观点、心理和态度的总称,是植根于灵魂深处的敬畏规则、尊重规则的价值态度,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为准绳的思想观念,是在认同规则并自觉遵守规则已成为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是长期积淀而生成的内在的道德素养。从本质上来说,规则意识是一种以公开、透明、民主、平等为价值指向的现代意识,它体现的是公共秩序的权威和价值,与各种形式的特权意识、“潜规则意识”与僭越行为、暗箱操作是根本对立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规则意识既是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思想先导,更是它的心理基础和思想支撑。
“无规则即是无理性”,(36)没有规则意识的文化支撑,理性的制度规则体系就难以巩固和维持,政治制度化便不能健康发展。对此英国学者英格尔斯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37)因此,缺失规则意识的危害比缺失规则本身更为严重,它不仅直接导致制度规则体系的失效和失败,更危险的是,它动摇了人们对规则的信念,威胁到规则的正当性,误导社会成员不择手段地实现其个人目的,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然而,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治与宗法社会,留给我们的不是规则意识而是“潜规则”意识和超规则意识,重权变、重人情、重关系而轻规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顽疾。“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成为许多人的处事之道;许多人包括某些掌权者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事总想超越规则、逃避规则、走捷径或寻找规则的漏洞,甚至无视国法,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缺乏规则意识,漠视规则、践踏规则的行为已成为我国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最大障碍,阻滞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所以,发挥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必须培育和强化规则意识。
当然,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强化绝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首先,需要改造传统文化土壤,培育公民意识。中国几千年来专制政治下的等级制、官本位对规则意识构成了基础性和本源性伤害,专制政治下的规则大多是“强者制定,弱者服从”的规则,它培育出来的是驯服与盲从的臣民意识。因此,必须对规则意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进行彻底改造,肯定人格平等,人人都有平等参与、自由博弈的权利和机会,无论职业、地位、家庭出身、财富、教育水平等差异有多大,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养成公民在权利平等前提下自由自主的规则自觉。其次,建立规则治理的正当性,为规则意识的成长提供示范效应和实践机制。规则治理的正当性,一是有好的规则,即规则的制定必须符合权利平等和程序正义等基本理念,二是规则被普遍公正地执行。规则意识的成长需要正当规则的支持,并且通过规则治理来实现和强化。当人们在规则治理实践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规则的好处,从观念上真正认识到规则的意义,外在于人的限定其行为的规则才能演变为人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内化为人的价值和观念。
(四)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必须完善管理体制
工具理性使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普遍性标志就是现代管理体制的建立。合理性的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高效化的表现,是迄今为止最有技术优势和效率优势的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模式。因此,建立并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发挥工具理性政治功能,实现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明智选择。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的兴起,国内一些学者也纷纷追随新公共管理等思潮,认为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管理体制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无人的统治”,使管理者失去了公共管理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不可否认,目前的管理体制有其局限性,首先,从行政体制上看,我国各级行政组织虽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层级化与部门化机构,但是,xxx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与权力分配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法律化的制度框架,机构、职能重叠交错现象还大量存在;另外,职能划分和机构设置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有些机构的增设、规格、隶属关系不是按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而是“长官意志”的体现。因人设职、因人设岗,导致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层次重叠、权责不清、人浮于事。这是行政管理中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的体制性原因。其次,从行政运作层面来看,行政管理过程仍存在着浓厚的人格化、人治性色彩。一是个人权威、职务权威大于法律权威、制度权威,行政管理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领导个人的经验、威望和能力;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格依附现象,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工作业绩考核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主要取决上级领导的旨意,因而服从领导而不是制度依然是普通公务员的行为取向;三是在公务处理上,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人情关系依然是影响行xxx力运作的重要变量,真正制约官员行为的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四是缺乏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个别领导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腐化变质。由此可见,我国行政管理缺乏的正是理性、科学、民主和法治精神。因此,应当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在宪政和法治的政治框架内,按照官僚制的基本范式改造、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为此,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完善我国官僚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政府框架、设置行政机构和编制,使之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第二,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严格依法行政,这是完善我国官僚体制的核心。一是实现行政机构设置及机构编制的法制化,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级政府、同级政府不同部门的性质、职能、职权、职责、编制、职位、隶属关系以及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调整、废止、建设和管理等。二是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行政管理程序化、制度化。行政行为实施的方式、步骤、空间、时限等均须依照《行政程序法》;制定行政组织内部的工作细则、日常工作制度和操作性程序,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完善政务公开和行政监督,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行xxx力运作的有效制约。三是健全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考试、录用、职位聘任、考核、奖励、惩戒、职务升降等问题上,严格遵守《国家公务员法》,进行制度建设,形成稳定机制。第三,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充分运用现代行政方法与行政技术,保持行政管理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法规和政策时,广泛科学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倾听和反映人民呼声和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高效化。
注释:
①《马克思xxx选集》,第3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第38页,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⑤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第182页、第1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第2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第18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⑧萨托利:《“宪政”疏议》,见xxx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第1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⑨xxx•L•埃尔金等编:《新宪政论》,第1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⑩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21页,商务印书馆,xxx年版。
(11)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第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2)(13)曹沛霖等:《比较政治制度》,第11页、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4)毛寿龙:《政治社会学》,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第1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6)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第106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xxx年版。
(17)(18)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页、第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19)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刊于《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20)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第81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xxx年版。
(21)(22)(2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344页、第305页、第3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4)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第35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5)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第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道德经•第四十八》。
(27)《论语•子张第十九》。
(28)《象山先生全集》,第26页,中国书店,1992年版。
(29)参见万俊人:《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刊于《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30)汪信砚语,参见曾庆发:《科技理性问题研讨》,刊于《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1)(32)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第9页、第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韩强:《程序民主论》,第48页,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34)谷口安平:《程序正义》,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第37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第58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6)康德:《逻辑学讲义》,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7)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道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一样,是不满于现状的抗议。道家与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也都是从古代社会的状态找寻依据。不同的是,儒家遵从周公制礼作乐,主张积极有为,而道家则描述了更久远之前的太古时期,从人类的最本源的自然状态出发,提出政治上应当尊崇无为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快乐状态,即遵循老子所谓的“天道”。
道家的核心哲学观念也就是一个“道”字。何为道?是一个相当抽象性的概念,概括来说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真理。人们遵循道,就是遵循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是最好的存续方式。君王治国便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不过多的干涉人民生活。如果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寻“仁”以达到王道政治的目的,那么,道家就是追寻“天道”以达到人类最自然合理的存续状态。
儒家在四家中生命力最强,几乎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究其原因,大概得益于其优秀的传承体系,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传承不绝。儒家注重教化,所以历朝历代,不管儒学是是否为当政要学,始终不见其式微。儒学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它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儒生的治国理论都会有新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家的观点为己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近似于法家理论的功利主义大方光彩,维新的政见,却出于应该是守旧的儒生们手中,这些儒生还从儒家经典里找寻变法的理论支点。使祖宗不足法,也变成了儒家的思想。
儒学本就循自周公之政,一直都是作为一种统治模式的传承而存在,既治民维君,又从天命、道德的角度限制君权。但不管“先王”周公对儒家创立的思想影响如何大,“万世师表”、儒家“至圣”却是孔子。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已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为立足点。
春秋时,人们把亲近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可总结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其要义在于修身先于政治,以美好的道德转化出有道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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